1、组织承诺与最优激励   作者：周碧华 刘涛雄

【摘要】具有组织承诺偏好的代理人不仅关心自身收入而且也关心组织利益,本文考虑组织承诺对参与人效用函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拓展基本的委托一代理模型并归纳最优契约特征。研究表明,组织承诺本身是一个有效的激励因素,具有承诺偏好的员工比其他员工需要更少的薪酬激励,更小的工资差异可以激励高努力水平。在最优激励契约设计中承诺偏好与工资差异具有可替代性。当代理人承诺的增加完全依赖于委托人支持时,承诺并不有利于组织效率的提高。模型结论能更好地解释管理实践,尤其是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实践,有助于管理者在受工资差异限制情况下进行激励机制设计,防止激励扭曲或过度激励引起的效率损失。

 

2、公共政策的话语建构:来自国家合作医疗决策的经验（1990—2003）   作者：张海柱

【摘要】“话语”是政策过程中的普遍性因素,也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因素。公共政策是话语建构下的产物。决策过程可以视为围绕特定议题的意义赋予、话语宣称与竞争的过程,竞争的“获胜者”将影响最终政策选择或变迁的方向。通过关注话语在“社会现象一社会问题一政策议题”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构建一个理解决策过程的解释模型。应用该模型考察—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国家决策过程,可以发现“地方互助”话语的长期主导为国家在不进行财政投入的情况下谋求重建传统合作医疗的政策取向赋予了“合理性”依据。而“新农合”政策的出台,是由于“国家投入”话语在众多政策倡导者的努力下,成功地与“扶贫”话语关联在一起,并取代“地方互助”话语而主导了合作医疗政策场域。

 

3、社会生态系统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新探   作者：彭宗超 曹峰 李贺楼 邵东珂

【摘要】目前国内实务界更多重视的是重大决策及工程类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综合性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视程度不够。国内外学术界巳有一些有关社会稳定风险综合评估的相关研究，研究视角多元，各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大多缺乏统一的理论或逻辑框架支持，其系统性、综合性和科学规范性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理论，本文为社会稳定是对社会生态系统运行状态的描述，表现为社会生态系统能实现有序运行，而社会生态系统运行有序与否又取决于社会环境要素、社会行动者的心态要素、行为要素，以及政府与社会治理要素的综合作用。相应的，社会稳定风险主要产生于以上四类要素的互动之中。本文基于以上思路与指标建构科学方法系统地构建了一套社会稳定风险综合评估的新指标体系。

 

4、中国森林资源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第二至第七次森林清査省际面板数据   作者：胡鞍钢 沈若萌 郎晓娟

【摘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森林建设日益成为公共管理事务中关注的焦点。本文利用我国第二至第七次森林清查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森林梦源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检验。此外还使用1978—2008年的全国森林资源数据对面板分析所得趋势进行了验证。实证结果显示:①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森林清查省际面板数据,中国的森林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保持共同增长的趋势,全国森林变动与人均GDP的数据也进一步验证了面板计量结果所反映的趋势;②基于目前结果无法判断近30多年来中国森林资源变动与经济发展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U形关系。

 

5、基于指标调控的土地管理运行机制研究   作者：康晓琳 施祖麟

【摘要】我国土地管理的指标调控，旨在通过国土部门对城乡土地统一管理的职能，规范地方政府的土地征用行为，综合配置城市与农村的建设用地供给与需求，解决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建设用地的矛盾与困境。本文通过研究土地管理逻辑与运行机制，辨析计划经济手段与指标调控在土地管理上的区别，从土地的制度源头上找到造成指标调控不良后果的原因。若不能改善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用地、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和无视耕地保护政策的行为，将影响国家未来土地政策的权威性。

 

6、相对收人差距与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   作者：张辉

【摘要】自从Esterlin“悖论”提出以来,经济增长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联系已被证实并不存在。但是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相关研究存在不少争议。本文通过相关实证分析,证实绝对收入对中国居民的幸福感影响并不明显,而相对收入差距,也就相对收入地位的高低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分群体验证表明,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群体相比较高收入和城市居民群体更容易受相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在本文中得到较好的证实。

 

7、利益公开协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挑战与前景—温岭“民主恳谈”的启示   作者：李光永

【摘要】本文试图补充对公开协商对话的经验理解以及关于如何在中国基层治理中有效运用利益公开协商实践的讨论。考察了通过公开协商对话形式探索基层议事机制的“民主恳谈”案例，从组织权力调整和操作程序设计两个方面图解公开协商实践的丰富路径，同时从协商对话质量、最终决策形式以及议程可持续性考察不同路径的实践效果。分析表明，公开协商对话形式在中国基层治理中的运用面临重大挑战，并不能简单地达成实质性效果，而应对挑战的务实之路在于协调推进组织权力调整和操作程序设计的配套改革。从而，利益公开协商在中国基层治理中具有潜在的广阔运用前景，对此本文进一步基于案例分析讨论提出了具体建议。